我国本科以上教育过度率超九成

　　“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本科以上的教育过度率为30%，远远低于中国本科及以上的教育过度率90％多。”北京城市学院公共管理学部老师刘金菊在最新的研究中发现，虽然教育过度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但对中国这种发展中国家来说，教育过度现象值得警惕。在巨大就业压力下，形成很多从业人员教育程度远远高于工作所要求水平的“教育过度”，不仅对人们工作、生活和健康产生不良影响，也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

　　“中国教育过度率从1990年的7% ，到2000年的12%，再增加到2010年的28%，后十年的上升幅度大大超过前十年。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教育过度率大大高于其他地区。”刘金菊也是首次对教育过度现象进行数据分析。

　　所谓教育过度( overeducation) 是指个体所拥有的受教育程度超过了工作所要求的水平。既可以从客观角度来测量，即当个体所拥有的受教育程度高于实际工作所要求水平时，也可以从主观角度分析，即测量人们的教育过度感。

　　“我国的教育过度就发生在这20年，特别是后十年。”北京城市学院公共管理学部老师刘金菊直言不讳指出：“以往说‘教育过度’，研究都集中在发达国家，而实际上发展中国家教育过度的现象可能比发达国家更为严重。”

　　本科以上远超美国

　　刘金菊首次对我国从1990年～2010年的教育数据进行测算。结算结果让人咂舌：本科及以上教育过度率超过90%，这远远高于美国的51%。而从教育过度率整体情况来看：1990年中国的教育过度率仅为7%，2000年上升到12%，而到2010年又上升到28%，后10年的上升幅度大大超过前10年。

　　从过去20年我国受教育程度的变化看出：较高受教育程度的比例大幅度上升，而较低受教育程度的比例明显下降。

　　“比如，2010年与1990年相比，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数比例由10%上升到37%，大专及以上的比例由不到1.5%上升到15%。与之相反，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比例则由近90%下降到63%，小学及以下的比例由近60%下降到不足30%。”刘金菊分析。

　　性别：男性高于女性

　　在研究中，刘金菊还发现：男性的教育过度率高于女性，不过，“这一点与世界其他国家相同”。

　　根据数据显示：1990年～2000年，我国男性教育过度率增加近6%，女性增加4%，而2000年～2010年，男性教育过度率增加17%，女性则增加15%。2010年中国男性的教育过度率超过30% ，而女性的教育过度率到达25%。

　　同时，她发现一个问题：在我国，年轻人的教育过度率大大超过年长人群。例如，20岁～29岁的教育过度率超过40%，而55岁及以上教育过度率只在10%左右。

　　“这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在美国各年龄组的教育过度率普遍上升的同时，较高年龄组的上升速度更快，所以，教育过度率的年龄分布趋于均匀。”刘金菊说：“我国的这种情况与高校招生大规模扩张有关。”

　　类别：高中、本科最高

　　让刘金菊有些费解的是：我国高中教育水平的教育过度率仅次于本科，达到80％以上，远高于中专和大专教育水平。不过仔细来看，“高中以下教育水平的人，主要都从事商业服务业、农业和工业， 而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程度是初中水平，由此，高中教育水平就是教育过度了。”

　　为何本科以上教育水平过度率最高？她进行数据比对，比如，2010年来本科以上的从业人员中有82%是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而这些职位的教育平均水平是大专，那么本科及以上就是教育过度。根据计算，2010年，我国本科及以上的教育过度率已经超过90%。

　　单位：外企、国企最高

　　刘金菊还根据不同单位所有制进行了划分。她发现：外企和国企的教育过度率最高，达50%左右，而集体和个体企业的教育过度率较低。

　　为何国有企业的教育过度率最高？刘金菊认为这很好理解：“国有企业属于体制内，一般进入国有企业，不仅收入高，还可以解决户口，有些还解决住房。加上国有企业稳定，竞争压力小，很多人都趋之若鹜，竞争非常激烈，硕士和博士都想挤进来。有些国有企业则只招博士，而实际上，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本科或硕士就能完成。”

　　另外，有个有意思的现象：通过正规渠道或市场竞争获得工作的人的教育过度率明显高于通过非正规途径获得工作的人。“因为弱关系，就需要以学历来竞争，教育过度率自然就高。”刘金菊分析。

　　地域：北上津最高

　　教育过度不仅有行业差异，还有地域差别。

　　早在1990年，全国只有北京和上海的教育过度率超过20%。到2000年，北京、上海、天津的教育过度率超过20%。

　　“2010年，有近三分之二的省份的教育过度率超过20% ，最高的是北京和上海，都超过了45%。”刘金菊说：“实际上，除了特别高的北京和上海以及特别低的西藏外，多数省份的教育过度率差异不大，2010年基本上在30%左右。”

　　数据显示，2010年，广东省的教育过度率为27％，在全国各省市中排名第17位。

　　教育过度会催生严重抑郁

　　记者：有人认为，受教育是个人选择，怎样才算“教育过度”？

　　刘金菊：教育过度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在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研究不多。

　　记者：数据是怎样测算的？

　　刘金菊：这次研究主要从客观角度来测量，也就以教育与职业的匹配来测量。这看起来是一个较为简单的概念，但是要进行准确测量是困难的，关键是如何确定某个职业或工作所需要的教育水平。

　　如果被调查者的受教育程度超过平均受教育程度，则被调查者就认为教育过度，反之为教育不足。

　　记者：此次研究有何不同？

　　刘金菊：之前这样长时间跨度的分析非常少，我所使用数据的样本量比较大。我们获得的1990年人口普查原始数据是1%抽样数据，样本量达到1180万人,筛选后，最终样本为600万。2000年是1％。抽样数据，样本量为118万人，最终纳入分析的样本量为66万人。2010年的妇女地位调查样本量为2.9万人，最终纳入分析的样本量是2.5万人。

　　记者：怎样看待我国教育过度？

　　刘金菊：中国教育过度现象的显着增长与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不无关系。

　　高校扩招以来，中国每年的高考的录取率一直保持在55%以上。不仅本科生和专科生的招生人数呈现迅速增长趋势，研究生招生人数也快速增加。

　　高校扩招圆了很多人的大学梦，但也使得这些大学生毕业后面临严峻的就业问题。因为就业岗位的增加速度远远低于高校毕业生的增长速度。面对严峻的就业压力，很多大学生只能采取“曲线就业”的策略，要么响应政府的号召到基层参加工作，要么选择那些工作要求远远低于自身能力的工作，先就业后择业。这就使得很大一部分大学毕业生“教育过度”了。

　　记者：教育过度带来了怎样的社会影响？

　　刘金菊：欧洲的研究显示教育过度对人们的收入和健康带来不良影响。我利用我国数据正在研究教育和教育过度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教育心理健康收益并非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呈现递增趋势，而是呈现递减趋势；甚至在高端教育水平上无收益或负收益。

　　教育过度产生心理健康负收益，即教育过度导致更严重的抑郁症状。数据分析表明，教育过度人群发生严重抑郁症状的概率要比一般人群高出27%。而教育过度的女性人群发生严重抑郁症状的概率要2倍于教育过度的男性人群。

　　当然，教育过度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也会产生消极影响。对于教育过度的微观和宏观后果，中国在这些方面的研究还很缺乏，希望学术界和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加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与研究。